幸运武林

我必須誰都不像,我就是我自己

2019-05-16 01:48:12 海外文摘·文學版2019年6期

葉延濱 舒晉瑜

20世紀80年代,曾經是文學的黃金時代。當時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就讀的蘇童,曾夢想成為詩人或作家,然而寫了兩三年,兩眼一抹黑。在他快要崩潰的時候,有了要發表的福音,“否則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堅持下去。”

發表蘇童詩歌處女作、在關鍵時刻給他信心的編輯,就是時任《星星》主編的葉延濱。

時光荏苒,近四十年了,蘇童依然深深記得當年的情景。他說,自己“先打扮成葉延濱的讀者”,然后直接將詩歌投給了葉延濱。葉延濱的回信是以《星星》詩刊的名義,告訴他有幾首詩備用。

而那時的葉延濱,盡管剛剛走出人生的低谷,卻始終保持著對詩歌的熱情和敏銳。不知道自《星星》走出的詩人和小說家有多少,蘇童、阿來……有些在葉延濱的記憶中深藏,有些則隨著時間淡忘了。

自《延河》,葉延濱步入寫詩的起點。他寫了一首政治抒情長詩,編輯部提了很多意見,前后改了九稿。最后發表的時候,詩歌組長說,我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倔的孩子。

舒晉瑜:1973年,您參加《延河》組織的詩歌創作會的時候,還沒有發表過詩歌。一個月之后就先后在《解放軍文藝》和《陜西文藝》上發表作品,是巧合嗎?

葉延濱:巧合。創作是有準備的,而且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創作準備。我最早寫詩是1972年,那時我在陜南略陽的2837工程處當團委書記和新聞干事,以工代干。大山里沒有多少新聞可寫,所有讀物,除報紙之外,只有一本《解放軍文藝》。當時詩人李瑛出版了一本《紅花滿山》,是寫邊塞哨所的,很美,我讀了很感動,就想,我也在山里,我也能寫!

我從1973年開始投稿,每個月都寄稿。因為是部隊的工廠,也不用貼郵票,在信封上剪個角就寄走了。有件事,很讓我感動。解放軍文藝社寄來一個很大的信封,是我這一年寄給他們的稿子,編著號,一封不少;還有一封回信,說我是編輯見過的最勤奮的作者,讓我好好寫,同時寄給我一本解放軍文藝社的筆記本。落款:雷抒雁。

雷抒雁是第一個給我回信的。后來,我們成為朋友,盡管性格有很大差異。

到1973年年底,我收到一封《陜西文藝》詩歌創作座談會的邀請函,到西安參加“詩歌創作會”。在山里能到西安開會,我很高興。去了一看,陜西一線作者都在那里,會上最有影響的人物是梅紹靜,他后來到《詩刊》當編輯。開會的時候,人家都在說去年創作什么今年發表什么,我是唯一沒有發表作品的,不知道該怎么說,王丕祥替我說話了,他介紹說,這個叫葉延濱,這是個好娃,就寫他身邊的事情,我們準備讓他在這里當一段時間的工農兵編輯。

《延河》是在東木頭市74號,杜鵬程、王汶石都在這個小院里,我接觸的一些人中,陳忠實是剛出頭的最優秀的作者,路遙比我早幾個月當業余編輯,也見了賈平凹,背著稿子來投稿。那時當編輯和現在不同,每封來稿都要登記。回信都用復印紙,有底稿,一是給來稿編號;二是寫回信,要留底稿存檔;三是如果送審,三審通過,要給作者單位寫外調信,審查作者在“文革”中的表現及單位是否同意發表。

當時有一條規定,允許到圖書館借需要的書供批判用。半年時間里,我從圖書室里借了至少二三百部中外詩歌名著,這是我第一次集中閱讀中外詩歌,才知道詩歌是這樣。這是我很重要的一個準備。我文學的起步是從這里開始的。我寫了一首政治抒情長詩,編輯部提了很多意見,前后改了九稿。最后發表的時候,詩歌組長說,我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倔的孩子。

原來他們是想“槍斃”那篇詩歌,所以,前面提的意見就是不斷刁難,我那次創造了修改紀錄。這首詩的修改過程是很好的訓練,這是我真正的寫詩的起點。

舒晉瑜:您真是那么倔嗎?

葉延濱:我的性格確實很倔,是能夠做事做到底的人。我舉個例子。

50年代讀小學,我上的是省政府干部子弟小學“育才小學”,育才小學與原來的“延安育才保育院”有點瓜葛,還是供給制,穿的小皮鞋,發的毛呢小大衣。當時一般公務員每月伙食費就是六塊錢,這所學校算是夠資格的“貴族學校”了。因為母親已經在某個運動中被開除黨籍,從宣傳部長直降為教育局中教科長,父母由某黨委批準并簽發離婚書。我母親不是“右派”,但她被派往大涼山去當下放者的“領隊”。到了西昌,母親不愿坐辦公室做“管理下放干部”的事,自愿申請去師范校當一名教師。一年后,父親與我談了一次話,意思是你是大男孩了,愿意去陪伴母親嗎?我去了大涼山。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要急轉彎,從省城到蠻荒偏僻山區。從成都到西昌城,坐了三天長途汽車

進入高考復習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四川日報》頭版點了父親的名字并冠以“走資派黑幫分子”。因為鬧革命,不上課更沒有高考了。因為毛主席要接見造反紅衛兵,家庭出身好的同學,都得到一次大路朝天的機會,坐車上北京“大串連”。我因為父母成批斗對象,無路可去。少年氣盛,便找到同班其他三個也不夠當紅衛兵資格的同學:陶學燊、王守智、張云洲。四個人商量決定做一件大事,深夜在學校貼出一張“我們也要見毛主席”的堂皇宣言,背上行李卷,連夜離校出走。從西昌到成都,一路上害怕紅衛兵和校方阻截,每到一地都在凌晨三四點鐘起程趕路。什么叫闖江湖?我想那時我們就想闖開一條能走的道,無論是寬是窄,走一回就憋不死!

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乏味,艱苦,夢中被鬧鐘吵醒,從熱被窩出來,沒有燈火的馬路一片漆黑,一邊走還一邊打瞌睡……頭兩天這樣走還有心氣,因為害怕被抓回去,再往后,就難了,走著走著就沒辦法再走下去了。睡夠了起床,再吃早飯,就到了八九點鐘了。走不了三十里,太陽當頭,該吃午飯了。下午在陽光下行軍,十分燥熱,到了住宿點,累得倒頭睡覺。第二天更不想起床,越走越沒勁頭。在雅安休整一天,四個人商量是繼續走下去,還是結束行程回家。說了大話,貼了告示,回頭丟死人!那就必須確定怎么走。頭幾天每天最少行程都在八十多里路,重要的原因,就是凌晨三四點鐘起身上路,在看不見路的黑天起身。文雅點講:路是走出來的,天是腳踩亮的!

凌晨三四點鐘起程。天黑風涼走得快,也不出汗。有時太冷,背的軍用鋁壺里裝著燒酒,喝上一大口,寒氣全消!等到天亮,太陽出來了,行程近一半,走出了三四十里路。吃過早飯,再走到中午最熱的一點多鐘,就到了當天的目的地。午餐后,還能在鄉鎮上逛一逛。我帶了個行程本,每到一地,就到當地的郵局,請郵局的人在本子上蓋上一個郵戳。天一黑,燙腳睡下。開初是天天都后悔吹了牛,后來是天天都驚奇居然又走了一天。一天天下來,形成習慣,拂曉前就醒了。

走了四個半月,一步步量完了6700里路。這是我和三位同學一生都值得回味的事情,也是年輕膽大才可能去冒的風險。完成這漫長旅程有許多因素促成,比如說全社會都無事可干,比如說社會風氣相對淳樸,比如說年輕人都有追星情結而我們追紅太陽,比如說我們沒有退路卻還想向紅衛兵們叫板……在所有的可能中,最重要的一個細節,就是我們的長途跋涉,始于無路可走的困境,建立拂曉前摸黑上路的行程表上,趕在太陽出來前,讓眼前有全新地平線,讓身邊有全新風景,而且還有已經寫在新的一天日志上的里程數,讓一無所有的自己有了成就感。

舒晉瑜:一路上應該有很多難忘的事情吧。

葉延濱:最有詩意的是,我們從西昌走到延安,走了兩個多月,和家里沒有任何聯系。但是家里人知道,我們會走到延安,再走到北京。到延安的時候,看到紅衛兵在街上掛了很長的一排白紙,是各地的家長給孩子的匯款單,都寄到延安紅衛兵接待站。突然有一個人叫:葉延濱,有你的名字!

一聽,我眼淚就掉下來了。一張匯款單五塊錢,每半個月給我寄一張。一條街上掛著白白一串匯款單,全寫著小孩子的名字。那是家人的惦記,母愛和溫情的力量深深地感動了我。

就這樣走到北京。

我要證明我們也能串聯。我們這幾個人,因為“黑五類”或家庭出身不好,沒資格坐車,步行卻可以!我到清華大學找到姐姐,她見了我,第一句話就說:你長大了。

舒晉瑜:這段經歷給您帶來什么?

葉延濱:當時我們四個還是高中生,能走下這四個半月,主要還是邊遠地區的孩子那種上進、奮發的精神支撐。人生一世,寬路窄巷,少年時的經歷讓我領悟:不怕堵,不畏窄,咬牙邁腳,過去了就只是一個坎!在寬路窄巷都被堵死的長夜里,我用雙腳走過了一生最長的一條6700里的長路,從西昌出發,在延安過元旦,走進北京已是1967年春節。三十年后,2006年夏天我重回西昌,四位老同學見面,留下了一幅合影。

舒晉瑜:在您的經歷中,救父親也堪稱是個奇跡。

葉延濱:我陪著母親在那里讀完中學。把我召回到父親身邊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張報紙。1966年初夏,北京大學拋出了陸平,南京大學拋出了匡亞明,于是,省城的省報頭版,以幾乎一版的篇幅,點名批判在大學當校長和黨委書記的父親。大段的聲討文字中流露了這樣一個信息,“走資派”葉某某被憤怒的革命師生包圍,工作組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免于一死。就這樣,我趕回省城,來到父親身邊。

省城武斗越來越升級,軍管會把各廳、局和各大學的“走資派”集中在錦江賓館辦學習班。大概是怕這些“當權派”在武斗中被莫名其妙地弄死了不好交代。學習班外“武斗”,學習班里“文攻”,硝煙濃烈。不久,就傳出醫學院的院長和一位大學副校長跳樓自殺了。聽說其中一位還與父親同住一室,大白天正寫著材料,推開窗就一頭栽了下去。聽到這消息,一連好幾天我都圍著錦江賓館散步,我希望父親萬一也推開了窗,會看到我。我希望他活下去。

連連發生跳樓事件,學習班也辦不下去了。上面叫各單位派人把自己的“走資派”領回去。我早早騎自行車趕到賓館門口守候,看到有的開著小車把人接走,有的是派人和家屬一道來接人。父親的那個大學“造反派”威猛,開來一輛大卡車,車上貼滿“打倒”“砸爛”的大標語,車幫上架著高音喇叭。來者不善。一群“造反派”,擁著父親出來,剛邁出大門,立即反扭父親雙臂,按著頭,哈著腰,按倒在卡車駕駛室頂篷上,大喇叭狂喊亂叫,大卡車急駛而去,我一路緊追,緊追慢趕,追進大學的校醫院。我沒見到父親被打的情形,只見父親牙齒脫落嘴角出血,渾身青紫的傷痕。我帶父親去校醫院,醫生的鑒定是:長期缺乏鍛煉所致勞損。我很吃驚,也很惱火。我想,父親這樣下去一定會出問題,我必須把父親救出來!

我立即就找當地的軍管會,軍管會的答復是,讓我們自己想辦法。當時父親被關在學生宿舍大樓里,校門口都是沙袋、機槍。父親關在學生大樓里被三個學生看管同住。武斗開始后,幾百米外的公路上常常有人朝這里打槍。父親的家不能住了,我數了數墻壁上被重機槍打出的彈孔,正好有18個打穿進屋的孔,和我當時的年齡一樣。我找了一個工人、一個老師,還找了一位姓黃的工程技術員,商量怎么才能把父親營救出來。

我每個星期去兩趟 ,我可以見父親,每次買兩大包東西給父親,另外的送給三個看管父親的學生;每個星期給父親推一次頭發,不管樣式,被批斗的時候揪不住就行。時間長了,和看守的學生關系有了改善,我給看管父親的學生提出一個要求,希望父親能在早上打開水的時候,在院子里走一圈,活動一個鐘頭。他們答應了。那還是夏末秋初,六點鐘的太陽已經很大。到了11月份的時候,早上六點還漆黑一片,天氣越來越冷,輪值陪同父親的人就不愿意看管父親了。父親獨自一人,照常去打水,再沿著校園圍墻走一圈,七點前回到住處。從那以后,早上起床后沒有人跟著父親了。

11月的成都霧很多,我和工人老張選了一個晚上,住進了學校墻外一戶人家中。早上五點,我倆推著自行車,帶著準備好的梯子來到圍墻外,等父親走過來,我把梯子從鐵柵中間塞進去。父親把竹梯搭在圍墻上,爬上去,再抽出竹梯遞下來……工人老張騎車在前面帶路,我的腳哆嗦得蹬不動,我努力地蹬起車子,從西郊一直跑到川大,在川大化學樓的樓頂層藏了半個月,才把父親交給了軍管會,我又回到了西昌。

我身上的潛能全被開掘出來了。如果不是那個時代,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

1978年,命運從這里轉折。葉延濱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當時,廣院只在西昌招一名學生。

舒晉瑜:在西昌,您的工作也不錯,為什么想到考大學?

葉延濱:當時西昌12個縣只有一所高中。我在學校學理工科,排名總在前三。考試的時候,數學的三角函數考試,我半個小時就交卷。老師看過卷子說,下面請延濱同學代我監考——這是最高榮譽。

“文革”結束恢復高考,我是地委的新聞報道員。在地委宣傳部里當新聞報道員,剛被送到省委黨校學習。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我就想參加高考,領導說,你上大學是為什么?我說學知識,有知識才能更好地工作。領導說,上大學學了本事,回來分配工作也就是你現在的工作。可能那個時候你的位子別人干了,你就沒有了,還不見得能有你現在的工作好。

這個故事跟農民曬太陽的故事一樣。

我完全是被一棵大樹砸進學校的。我上班的地方是一個斜坡,前面是個三岔路口,在路口上有一個馬路工人在修樹,他把樹鋸斷的時候,正好我騎車路過。我睜開眼,發現樹干從我的鼻梁刮過,滿臉是血,我的飛鴿自行車兩個輪子還立著,梁斷了。

我想的第一個事是一定讓他賠我自行車。

工人叫了救護車,檢查后發現,我的骨頭和內臟都沒問題,但是全身都是擦傷。單位批準我在家休養。這時我就想,我要考大學。

但是快三十的人了,我想學理工學不出什么了。在墻上貼了世界地理、歷史年表,背地理知識,通過歷史年表記年代、事件、人物。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進考場了。我成了我們地區文科第一名,打高分的是的歷史、地理,語文得了68分。

舒晉瑜:這個結果很意外。

葉延濱:當時我一拿作文題目就笑,是要求把長文章改成600字的新聞報道。我想這是我每天上班干的活兒。我就拿筆在上面鉤,畫完也沒算字數。但是那一年是把四川師大的學生集中起來在閱卷中數字數,我的字數超了,扣了很多分。我是廣院82屆畢業生,一個同學后來當了學校的教務處長,把當年的大學畢業成績單每人復印了一份,我成績最低的一門功課是90分。

舒晉瑜:1978年,改變了很多人一生的命運。您在大學里收獲了什么?

葉延濱:上大學以后,主要是寫作,我在大學里得獎,參加了第一屆青春詩會,加入了中國作協。

從《干媽》開始,詩壇無人不曉葉延濱。

舒晉瑜:主要是《干媽》這首詩,影響太大了。

葉延濱:這首詩是我的成名作。那是我在延安和老農民生活一年的體驗。這個體驗是其他知青沒有的。我想,我既然到農村里,那我就住到農民家里去。這是陜北最窮的人家,只有一孔沒有窗戶的土窯洞,他倆睡在窯洞最里邊的大炕上,大炕上有個大尿盆,我睡在門邊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個小尿盆。這就是整個家的全部布局。老漢是飼養員,老婆是小腳女人。他們叫我“干兒”,我叫他們“干媽”和“干大”。和兩個老農同居土窯的一年,讓我接夠了地氣。這孔土窯,關上門就像墳,開了門就叫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我在中國最窮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沒有什么比這一年更難更苦的了,就像掉進深坑里,只要敢邁步,無論朝哪方,都是向上。

《干媽》寫的都是真實感覺。當時能產生很大的影響,是因為當時有幾千萬人當過知青,大學里坐滿了從農村回到課堂的知青。我寫的是我自己真實的故事細節,也是這幾千萬知青自己的情感,轟動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們還總提起這篇詩作,是因為有一代人不會忘記的這段歷史。除了共同的命運以外,我認為,我在詩中不僅寫了知青的命運,還說了老百姓的愿望:“……人民好比土地/啊,請百倍愛護我們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貧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種子都將失去發芽的生命力!”四十年前對一個執政黨說出這樣的話,也許只有詩人!

舒晉瑜:回顧一下,走上詩壇,您受到誰的影響?您的詩歌創作的營養來自哪里?

葉延濱:最早是受到李瑛影響。在《詩刊》發表作品以后,邵燕祥給我一個很大的幫助。從《延河》開始,到上大學后,我力圖擺脫當時對我影響很大的“解放軍文藝”體。尤其是看了很多詩歌以后,我必須誰都不像,我就是我自己。

一段時期朦朧詩很流行,我在參加青春詩會的時候,就跟另一位詩人說,我參加這個會最大的收益是,我必須跟他們不一樣。我和北島們完全一樣的話,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舒晉瑜:您的寫作,一開始就不貼標簽,不打旗號,好像“不入流”,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堅持?

葉延濱:我有一個和別人不太一樣的地方。現在很多年輕人,從走上文壇開始,想到的先是和編輯搞好關系,參加各種學習班。我在一開始進入寫作時,只是因為,我曾經想當一個將軍,沒有機會;想當科學家、探險家,也沒有機會。只有一紙一筆還能向世界證明我自己,我必須找到和民眾相通的地方,找到藝術探索中我的位置,以及我和時代之間關系。反過來說,我絕對不會追隨誰。這也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舒晉瑜:您參加了首屆青春詩會,能談談當時的盛況嗎?您有哪些收獲?

葉延濱:青春詩會前,我在《詩刊》頭條發表了一組詩《那時我還是個孩子》,這是我進入青春詩會的入場券,寫了“文革”中的三個孩子。參加第一屆青春詩會的17個青年詩人中,我在到會前都知道他們的名字,但真正見過面的不多。梅紹靜在延安插隊,我認識她最早,還認識顧城,是在《北京文學》,當時好像是詩歌組長姚欣找我改稿子,談話間顧城到編輯部來送稿,前面是父親開道,后面是母親提包,顧城自己沒說一句話。我注意到顧城穿一雙部隊發的那種塑料涼鞋,不過,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層同樣的塑膠鞋底。其他詩人都是新朋友,徐國靜、徐曉鶴、孫武軍都是大學生,一混就熟了。徐敬亞和王小妮是一對戀人,幸福指數很高。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詩壇名氣不小,都是“朦朧詩”代表人物,青春詩會上還沒有“朦朧詩人”這一說法,江河給人印象很隨和,讓我愿意與他交談。舒婷不一樣,名字很淑女,說話很玫瑰,好聽的話里總有刺。如果要舒婷回憶青春詩會,她會說兩條:一是“葉延濱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詩會上就說了,我們中間葉延濱會當《詩刊》主編”。

舒晉瑜:那時您就提出“三點決定一個平面”,為什么會有這么高屋建瓴的理論認識?

葉延濱:我以為,我對時代、讀者和藝術之間三點關系的理解,基本上決定了我一生的創作傾向。

在“青春詩會”的討論中,我說,在我們今天的時代和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坐標點,在紛繁復雜的感情世界里找到與人民的相通點,在源遠流長的藝術長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點,三點決定一個平面,我的詩就放在這個平面上。《詩刊》老編輯王燕生作為首屆青春詩會“班主任”,生前回顧當年的青春詩會,還提起我的“三點決定一個平面”的這個發言。

舒晉瑜:“青春詩會”對您來說,有怎樣的收獲和意義?

葉延濱:“青春詩會”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請文壇的著名作家詩人給“青年作者”講課。老師的陣容強大:艾青、臧克家、田間、賀敬之、張志民、李瑛為十七位年輕人講授詩歌創作。黃永玉、馮牧、顧驤等為與會者報告當下的創作動態。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紹了世界詩壇,蔡其矯透徹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國詩歌。這些都是中國文壇重量級的人物,他們給十七位青年人講課、交談、對話、討論,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文學界特別是詩歌界十分可喜的開放、寬容和民主的氛圍。整整半個月的時間,名家與新人,文學界的領導與青年寫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鋒,這種姿態和氣氛,空前民主和空前開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時文壇的大家名流,多是剛“平反”重新回到久別的文壇,與會的青年詩作者同樣來自生活的底層,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對改革開放充滿了熱望與信心。其實,參加“青春詩會”時我已經三十歲了,這應該是我告別青春的一次儀式,從此以后,我被詩壇所認可。

先后在兩家全國最有影響的詩歌刊物任主編,葉延濱有自己恪守的原則。他說:“我是職業的編輯,必須對職業操守負責。讀者和作者請客,我從來不去。”

舒晉瑜:在詩壇有這樣大的影響,后來回到《星星》,是怎樣的機遇?

葉延濱:我是一首詩得獎,一首詩加入中國作協。大學畢業時,包括《詩刊》在內的五家單位要我,但是,我作為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到最后待分配的只有一個,就是葉延濱。

舒晉瑜:什么原因?

葉延濱:我當時寫過一句話:愛情需要不斷更新。這是魯迅《傷逝》里的一句話。被一位記者寫了內參,成為精神污染的重要典型。《中國青年報》還以“愛情需要不斷更新——談正確的婚戀觀”展開討論。

舒晉瑜:這件事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葉延濱:我被分配到《星星》,省報和一家刊物繼續把我當反面人物批判精神污染,我沒寫過一個字的檢討。這件事拖了八年,后來總算重歸平靜。

舒晉瑜:您從1982年擔任《星星》詩刊編輯,后來又擔任副主編、主編,有什么體會可以分享一下?

葉延濱:當時編輯部看稿的編輯有四個,圍著一個方桌,旁邊是一個竹筐,一個月要看四百斤稿子,相當于一個編輯看一百斤稿子。

我接手主持《星星》后,把推出青年詩人,重點扶植有實力的中青年作為辦刊方針,讓《星星》成為青年詩人進入詩壇的入口,接納不同的風格流派。比方說,我不贊成“非非主義”的理論主張,我認為它所宣揚的是無法與創作發生關系的理論,沒有詩人能在寫作中實踐的理論。但是,對當時站在這個旗號下的許多年輕詩人有個人追求的作品,《星星》同樣刊登。

沒有所謂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師。我的體會就是,一要對新事物敏感,二要對不同的藝術流派盡可能地寬容和理解。這兩條缺任何一條,哪怕樣子很先鋒,或者很主流,都沒多大上升空間。

舒晉瑜:擔任主編,您做了哪些事情?

葉延濱:在四川工作期間,我是不喝酒不請吃、不讓作者進門的人。這就避免了一些干擾。

這里,還有個故事。當時有位和我父親認識的副省長找到我,問怎么能幫助我?我說你幫助四川作協所有的刊物吧,到年底把所有印刷費付了,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星星》雜志當時的發行量是另一家刊物的20倍。

舒晉瑜:《星星》給您帶來怎樣的影響?

葉延濱:我在主持《星星》期間也挨批,也被人寫過內參,日子不好過。但我主持工作期間,《星星》沒有一篇作品挨批,沒有一個作者或編輯挨整,創造了刊物發行的最高量和刊物經營的最好時期。刊物辦得好了,麻煩也會找上門,記得有一天上級突然找我談話,在談話期間找到財務收走全部賬本。雞飛狗跳地查了幾個月,查出會計多記了十九元的收入。在《星星》最紅最火的時候,我主動離開《星星》,調到北京廣播學院當系主任。

我在當《星星》副主編以后開始寫雜文。我的雜文的影響是在《星星》時形成的。我在從事這個職業的時候明白這是我為社會服務,寫作是我自身的個人的事情。這是公和私之間的事情。正因為有了在《星星》時嚴格的自我約束,我自己的文學追求和職業操守保持了下來,我珍惜自己的羽毛。

長期的編輯工作,使葉延濱始終保持著對詩壇新事物的敏感。

舒晉瑜:您在廣院當教授的時間,只是短短一年。什么機緣到了《詩刊》當主編?

葉延濱:我在1993年回母校中國傳媒大學看望老師,校長說,想不想回母校工作?我動了心,于是廣電部把我全家調進北京,我開始在學校當文藝系主任。教授當得還順心,好像還要委我以重任。結果,一紙調令把我調到《詩刊》。后來才知道,當時上級對《詩刊》辦得不太滿意,有人向有關領導說:有個會辦刊物的人在廣播學院。于是,我又開始在第二個詩刊效力。一干就是十四年。《詩刊》獲得了“國家期刊獎”,我也獲得“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稱號。

舒晉瑜:當年舒婷說,首屆青春詩會的詩人中,葉延濱要當《詩刊》主編,她說得還真準。

葉延濱:《星星》是我說了算。《詩刊》基本是我說了不算。我努力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到《詩刊》工作不久,各種告狀信就來了。我想,我必須適應這個環境。我的頭腦很清楚。我給自己定的是:守好本職不求上進,很多事就會有空間。

有個領導找我談話,問我:“延濱,怎么樣?”我當時就問:“是不是收到告狀信?加起來夠不夠撤我的職?”他說:“沒有那么嚴重。”我說:“那就不用問了,全是真的!”我何必費這些口舌解釋?有一次有告狀,說葉延濱有那么多稿費單,能當好《詩刊》主編嗎?我說有這么多稿費單,說明我除了辦刊,還在寫作,沒有喝酒跑官,領導才應該放心。

舒晉瑜:90年代以后,文學期刊的生存漸入艱難的境困。《詩刊》情況如何?

葉延濱:前些年刊物經營十分困難,有的詩人一開口就說你是“官辦刊物”,其實,相當長的時期,《詩刊》經費百分之八十都要通過辦刊物、搞活動來維持。《詩刊》不僅編輯的工資是自籌,由于體制上的原因,我們還供養十多個離退休的老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少量的上級的撥款連發離退人員的退休金都不夠!我曾經說過,世界上任何一個詩人,如果知道葉延濱靠經營一份詩歌刊物,給二十多人就業崗位,同時供養十多個離退老人,他應該向我致敬。好在近兩年國家逐步增加對《詩刊》的資助,相信今后會有大的改善。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這不是你個人的事業,不是你個人的刊物,心里有個底線“只要上級找到替代我的人,我可以隨時離開”。有了這個底線,有所為有所不為,主編才當得下去。

舒晉瑜:您在《詩刊》當了幾年主編?主張又是什么?

葉延濱:首先要改變經營狀態。剛到《詩刊》時,凡帶電的都不轉,一臺電腦也打不開,有一輛汽車也租出去了。《詩刊》經營虧損,各種矛盾突出。1997年,高洪波調任《詩刊》主編,1998年起我主持刊物日常工作,2001年任常務副主編兼法人代表,2005年起任《詩刊》主編至2009年。記得高洪波主編剛到任的第一年,過年沒有錢給大家發過年費,我從北京飛到深圳,找到一個當老板的朋友,用報紙包了五萬元回北京讓大家過了一個節。屋漏偏遇連陰雨,1998年,我們想好好做一個調查,振奮一下詩壇和明確刊物的方向,幾千份調查問卷整理出來后,將有關問題和情況《中國詩歌現狀調查》在刊物上發表,引起眾多議論,有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非常不友好的文章,把《詩刊》說成“老牛破車”,我們差點與這家報紙對簿公堂。

一切都要靠刊物的自身說話,要恢復刊物在讀者中的威信,就要有好作品。我在主持刊物編輯工作后,開了“名家經典”專欄,每期發一個中國新詩史上著名詩人的作品,集中刊發重量級詩人的成名作、代表作、近作,陸續刊出了艾青、臧克家、綠原、牛漢、卞之琳、鄭敏、蔡其矯、賀敬之等名家經典之作,梳理了中國新詩傳統,同時,努力加強與青年詩人的聯系。在上世紀90年代,整個詩壇比較低迷,讀者與詩人之間關系疏離,青年詩壇發生了“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之爭”等事件,有限的版面使許多青年詩人的新作難以在《詩刊》與讀者見面,使《詩刊》成為備受一些青年詩人抨擊的“官方刊物”。我一直努力想把原來內部贈閱的授刊教材《青年詩人》,辦成公開發行的“下半月刊”,但來自內部和體制的阻力都不小。

2001年,在中國作家協會一次討論與青年作家關系的會議上,我再次提出辦“下半月刊”團結青年詩人的主張。會前我就做了準備,發言中間我拿出一沓各地青年詩人社團自印的“民間刊物”,我說,我們不去為青年詩人提供園地,人家就自行其是辦“民刊”,一定要讓青年詩人的作品能更多地登上《詩刊》,才能團結和聯系這些有才華的青年人。記得主持中國作協工作的上海市委原宣傳部長金炳華同志,把這一疊“民刊”都接過去認真翻閱。

會后不久,中國作協批準我們辦《詩刊》“下半月刊”,這樣詩刊每月從原來的六十四頁,變成了一百六十頁,有更多的版面提供給新詩人的佳作。近年來,作者創作風格和流派多了,作品差別也大了,每一種樣式甚至每一個詩人都有自己的“讀者群”,各個讀者群之間的審美趣味大相徑庭,這種態勢,使詩壇從金字塔式變成平面花園式。

舒晉瑜:您在《詩刊》幾年間,刊物有了哪些發展和變化?

葉延濱:在全國八千多家公開發行的期刊中,《詩刊》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評比排名中,先后獲得過“國家期刊獎”“全國百種重點社科期刊”“新聞出版總署‘雙獎期刊”等榮譽,我在2002年也獲得出版總署委托出版工作者協會頒發的第二屆“全國百佳優秀出版工作者”稱號。這些榮譽,表明《詩刊》在八千多種刊物中位居前一百名的主要位置,在全國數百種文學期刊中處于前十名,在詩歌期刊中處于領軍位置。從本質上講,中國詩人都應該是夢想家才對,《詩刊》應該是中國夢的家園!

舒晉瑜:能否總結一下您的主編生涯?

葉延濱:客觀地說,我是在《星星》12年,《詩刊》14年。新詩百年,四分之一的時間,我先后擔任兩家中國重要詩歌刊物的主編,經歷了中國詩歌發展最蓬勃劇烈變更的時代。我盡量在辦刊的過程中,體現中國詩歌的全貌,盡可能地給新人提供幫助,盡量小心地維護編輯職業的神圣性,愛護刊物應有的社會名譽。

在我工作的26年期間,沒有一個編輯因為編輯工作失誤受到批評,沒有一個作者因為我發表他的作品受到批判。愛護作者和編輯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成為優秀的詩人或批評家是他的才華,作為編輯就是助他一臂之力,盡可能地提供有用的平臺。這是做事,不是結盟,不是樹旗子占山為王,主編不是盟主。

我的寫作始終是個體的。寫作是純粹個人的事情,辦刊則純粹是公器,至少是文化的公器,必須要有敬畏感。這26年,自豪地講,我分得很清楚。我不拿刊物謀取私利。我在詩歌界有很多朋友,大家都知道,涉及發表作品或者評獎,老葉該怎樣就怎樣。我在寫作上,把工作和自己的人際交往分得很清。很多詩人拎不清,寫作的狀態是詩人,生活中也是詩人,在詩人中交往,滿足于在詩人圈子里當領袖。生活教給我那么多,寫作的時候,我純粹是詩人,表現我的內心和藝術上的追求;我在當編輯的時候,這就是我的職業,我的職業道德要求我寬容、理解別人,即使是我討厭的人,我也認真對待他的詩歌,這是我的職業;當我不寫作,我不上班,就是父親、丈夫,就是社會上的人,和別人沒有任何差別。一般人拎不清。我從一開始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我給自己定了規矩,一是在公眾場合滴酒不沾。這是作為編輯的一種操守。我如果不能自己清醒,怎么判斷作品?我就是只看作品不認人。二是我絕不在家里接待一個作者,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退休。

王蒙先生評價說,葉延濱是詩人,這個詩人是個明白人,叫作讀書明理,叫作體察現實,人情練達,思考斟酌,不粘不滯,自有主張。

舒晉瑜:西學思潮的涌入,又給您帶來怎樣的影響?

葉延濱:西方文化的進入,是把自己擺上另外一個位置。前面所受的文化影響,更多的是俄羅斯和東歐,來自托爾斯泰、馬亞可夫斯基,改革開放的影響主要是歐美文化的影響,對我來說,我不可能完全地離開兩個基地,一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二是我不可能完全忘記我最早的政治野心和人生野心。我第一次讀《戰爭與和平》,發現作家居然能脫離小說情節談論政治,很震動。西學漸進的時候,西方現代主義風潮涌入,客觀地說,我總是在觀察、吸收和發現,我們的作者最早是學誰的,他的影響來自哪里。我當時是站在一個層面:不僅了解自己,還要了解詩壇整個走向,才能判斷整個詩歌的發展和影響。比如吉狄馬加,他最早的影響來自桑戈爾,后來才是聶魯達。在這個尋找和辨析中,我把自己的詩變得更能表達自我。

舒晉瑜:可否談談您的四十年創作,經歷了哪些變化?

葉延濱:我認為后來的詩,比我早期的詩好。我和很多人的不一樣就在于,我在不斷的變化中,但是我不可能突然轉身,成為另一個葉延濱。

從寫《干媽》開始,我不再是解放軍文藝風格的模仿者,我有了自己的形象。進入90年代后,我更多的是對我自己、對人性、對中國人的一些更深入的表達,這種表達可能在我的寫作中間,以一種詼諧、反諷、跳過外表展示尷尬局面的方式呈現出來。這和單純的西方現代主義的純粹的學院派是有區別的。到了新時期以后,很多作品是對曾經固化的認識的重新解構,比方說《一顆子彈想停下來轉個彎》,它所體現的意象和傳統的認識比,更多的是一種質問質疑,挑戰了傳統的固化的觀點。“這時它突然明白/為什么有那么多子彈/不光榮、不驕傲、不擊中目標/卻把一生只飛一次的命運/變成了自由……”朗誦完以后,一個黑人詩人問我,這詩歌能在美國演唱嗎?我說可以,必須說作者是葉延濱。

有的詩搖擺得比較大,從傳統中去尋找根源。實際上,大搖大擺也是值得質疑。如果傳統都很好的話,今天就沒有必要再創新、再有新文學的存在。有的詩人缺少傳統這一環的訓練。成熟詩人這種演變和遞進是隱秘的,是由作品表達的。

舒晉瑜:如果讓您評價自己的詩歌呢?

葉延濱:坦率地說,我是混雜型的詩人。我小時候最早喜歡、最多接觸的,是中國的傳統小說和西方小說。我小學和初中基本是讀小說,讀散文的年齡是高中,開始注意近現代作家的語言。詩歌是最后進入的。在我身上,可能沒有完全體現最純粹的詩人氣質。

有的詩人說,葉延濱的詩歌中有戲劇的介入;傳統雜文家說,葉延濱沒有一篇規范的雜文。我的文學的營養的吸收,來自傳統的小說。我從小學到高中,是圖書館管理員最好的朋友。一下課我就在圖書館待著,《紅樓夢》等古典小說都是在初中讀的。

這里還有過一個故事。《紅巖》出來后非常火,全校就一本。學校語文組長就要去圖書館借。圖書館何老師說,這本書校長拿去了。結果,我在語文課上偷偷看小說時,被語文老師發現了。

五四文學時期的文學作品當時也只是借給老師,多數人沒有機會看到的小說,我都在圖書館看到了。所以,我的知識結構和其他詩人不同,進入文學的途徑和別人不太一樣。我母親下放到大涼山的時候,帶著幾本書,其中就有《安娜·卡列尼娜》,我們家訂的雜志,就是《收獲》《人民文學》《譯林》,我常常是一本雜志從頭看到尾。

舒晉瑜:在《星星》的時候就開始寫隨筆雜文,詩人出手,語言總要勝出一籌。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雜文?

葉延濱:我的雜文隨筆創作,的確是我一個重要著力的方向,雖然我也寫過小說,寫過評論,但在這些領域我是票友。

王蒙先生曾評說我的隨筆:“葉延濱是詩人,這個詩人是個明白人,叫作讀書明理,叫作體察現實,人情練達,思考斟酌,不粘不滯,自有主張。就是說,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當受蒙,三不本本條條,四不剛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愛讀他的隨筆雜文,覺得他言而有據,有獨得之妙,有機智和靈性,有見解。他的記敘文與憶舊性散文也寫得好,有一種平和,有一種滄桑感,有一種明晰,說得再好一點就是我愛說的清明。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狀態。如此這般。難得有一個人寫文章而不吹噓,談詩論文而不賣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風趣而不輕飄。讀葉延濱的隨筆散文,你會學得聰明、不受騙和有節制。”我認同他的鼓勵,并為之努力。

散文雜文隨筆的創作,在我的創作中是半壁江山。各種報紙雜志給我的雜文散文獎要比詩歌更多。詩歌加上雜文隨筆,是我全部的精神世界。

也說感情:婚姻最終還是合適。如今的葉延濱,做自己愛做的事情,和自己愿意在一起的人在一起。

舒晉瑜:您是什么時候認識楊泥的?

葉延濱:我們是在低潮時認識的。當時楊泥在《四川文學》當編輯。《四川日報》刊登了批判我的“精神污染”的內容,好事者就給我們機關每人一份。我看了報紙以后,壓力很大,又想,一是開除不了我,二是這個罪名落實不了,所有的事情經不起調查,第三是想真倒霉,還得和《四川日報》干仗。

楊泥很同情我,她側面觀察我面對困難的態度,看到我看了會兒報紙出去了,理了個發,吃了個包子,又接著上班了。

她曾經寫過小說《舞蹈的幽靈》《激情月光》,都是寫詩人的。兩部長篇都有我的影子,還算是知我者。

原載《草堂》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黃艷秋

海外文摘·文學版 2019年6期

海外文摘·文學版的其它文章
紐約紫水晶(連載1)
難得有你
聶小云
不是電梯的問題
將軍印
爐蓖
?
幸运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