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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記錄了孫中山的最后時光

2019-04-28 05:53:12 暢談2019年7期

卜松竹

3月8日,“‘誰識書生是老兵一一孫中山機要秘書李仙根的革命與詩書”展在位于廣州市海珠區紡織路東沙街18號的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舉行。展覽中,一組珍藏在紀念館中的信函被陳列在格外顯眼的位置。這些紙頁泛黃、字跡匆匆的信函,大多是國家一、二、三級文物。它們與從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借展而來的一本日記互為參照,記錄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

選擇投筆從戎

李仙根是誰?如果不是對近代史或者廣東地方文化特別熟知的人,可能知道的還真不多。李仙根名蟠,典出杜詩“仙李蟠根大”,因家學淵源,好集書畫古物,家傳秋波琴為廣東四大名琴之一;工書法,擅長行書、隸書兩體;又能詩,匯集有《小容安堂詩鈔》《秋波琴館遺草》《嶺南書風》等。他是孫中山在大元帥府時期的機要秘書,是與孫中山同月同日生的親近之人,是為國努力一生的革命者,也是嶺南書壇的名家。

大元帥府紀念館館方介紹,李仙根1893年生于“七葉蕓香”的文人世家。家族是嶺南著名的詩人世家,十七世祖李修凝揭開了李氏“八葉蕓香”文人家族史的第一頁,號稱“書香七代多專集,科甲聯翩萃一門”。先祖從南雄珠璣巷遷至岡州(新會),又到新會潮連,落戶于香山石岐紫里。乾嘉年間,李氏詩家輩出,李遐齡最為出類拔萃。到了二十世紀,李仙根與其兄弟李供林延續了家族的書香傳統。

雖然有著良好的家世背景,但1905年科舉停廢,李仙根“為儒”之路已行不通了,加之少時已有革命之想,于是在1908年,李仙根便考入了廣東陸軍小學堂。當時廣東陸軍小學堂不少教職員和學生都是革命支持者。據說李仙根就是在此時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武昌起義爆發后,各省響應,風起云涌,李仙根亦參與其中,并組織學生軍擬北上支持武漢、南京方面的革命軍隊。可惜不久后北伐宣告停止。1912年中秋前后,李仙根離開廣東軍政府陸軍司,當年底,東渡日本求學,后畢業于日本陸軍預備學校。

辛亥前后,李仙根便結識了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等人,在日本期間復受知于孫中山。此后他深受孫中山信賴,自己也畢生服膺孫中山的革命理念,服務地方政治和社會建設,貢獻良多。抗戰期間積極參政,更以詩筆為武器鼓舞國人。1943年6月15日,李仙根病逝于重慶。

畢生服膺中山先生

大元帥府紀念館專家指出,李仙根一生清廉自守、恪勤奉公,忠誠熱愛國家和民族,值得后人彰顯和紀念。他創作的詩文、書法作品及留下的豐富書畫典籍藏品,更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但今人關注他以及他的遺物,不僅可以從中看出他的人生軌跡,更能一睹孫中山等偉大革命者工作與生活的若干豐富細節和側面。

1922年8月,孫中山在永豐艦上堅持反擊陳炯明叛軍一月多后,黯然離粵赴滬。李仙根其時留在香港,隨古應芬、陳融等,擔任策應聯絡之工作。1923-1925年間,是李仙根追隨孫中山最密切的時期,他這三年的日記及眾多重要信函、照片也幸存至今,留下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記錄。1923年的《李仙根日記》中,有很多涉及孫中山親臨東江前線討陳的記錄,保存了不少孫中山在東江討陳前線的歷史照片,如孫中山在梅湖前線、飛鵝嶺外行營、博羅城外山嶺、梅湖重炮陣地等地的影像。

1924年1月7日,孫中山令省長委任李仙根為香山縣長。香山縣號稱廣東最富裕縣份之一,也是各種軍事力量盤踞爭奪的重要地盤。本來縣長的任命,不需大元帥親自干涉。大元帥府紀念館專家分析指出,孫中山此舉是因為李仙根是香山人,與東路軍方面有聯絡情誼,此外鑒于香山各武裝勢力爭斗的混亂局面,也許還有刻意派一個熟知其辦事能力的文人處理縣政的考慮。香山縣長一職頗為棘手,李仙根竭力開辟財源,處理沙田利益糾葛,調停軍、民、商、工矛盾。但他的努力,在復雜的地方政治環境中于事無補。1924年6月,他具呈辭職,8月3日與接任者林警魂交接縣長之職,回到了大元帥府。病榻前的記錄成了國家一級文物

1924年9月,孫中山決定督師北伐計劃。李仙根等亦隨孫中山往韶關大本營,主要工作仍是負責機要文電。1924年10月曹錕政府下野,馮玉祥、胡景翼等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這一去,孫中山再也沒能回到廣東。

由于北上舟車勞頓,憂心時局,引致孫中山痼疾惡性暴發。李仙根接急電北上隨侍。當時在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孫中山臥室對門設侍從室一間,馬超俊、李仙根與其他親隨,日夜輪班在孫中山病床前守候。

這期間,李仙根與廣東當局保持密切聯系。展覽中的這批珍貴文物,意義最為重大者,也多出自這一段時間。當中,包括了1925年2月期間他向留守廣州的財政部長古應芬等人的函電一組,略述孫中山的病狀與治療情況,及北京行轅人事糾葛等事宜。如他在2月4日致古應芬的信中寫道:“先生昨日病情頗進步,熱度不及卅七,脈搏一如常人,此可大慰也。”又如2月10日向古應芬介紹孫中山的病況及行轅情況時寫道:“先生之病,察視結果為肝癰(即干沙)頗重。現在世界上尚無特效之藥及治法。雷電母為稀罕之寶,然用了三次,尚未大效。其意只是把癰照干,使不蔓衍而已……現狀雖無大險,但熱度高下不定,必須打摩啡針始能鎮痛安眠。有時發怒則脈搏高跳至一百五十度。同來之人,分班守夜。季公已捱到面黃骨落,汪四嫂因此勞苦下小產。夫人亦病。蟠與超俊、其堂、彥華在病室外分班。惠龍危病獲僉,現尚在床;趙超則小病休息近一月矣。”從中可知,孫中山先生在京病重期間,眾人在體力和心理上的壓力都非常之大,部分親隨的身體已經有點頂不住了。

除了這批手寫書信,李仙根還從北京發回了相當數量有關孫中山病情的電文。但他在這一時期寫的日記,才是與信函最關鍵的對照。

大元帥府紀念館副館長朱曉秋告訴記者,李仙根有常年記日記的習慣,在北京一段的日記記得尤其縝密。過去關于孫中山逝世前后更多是展示其遺囑,對病情的記錄還是比較少的。“李仙根先生十分詳實記錄孫中山先生病情,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展示了偉人的最后歲月。”

李仙根在日記中逐日記錄孫中山的治療情況、病情變化反復和每日的體溫、脈象等,以及孫中山在病榻上費盡心神為國民會議和善后會議等與當時政壇人士的溝通、交涉等,成為孫中山最后日子的第一手珍貴記錄。比如2月5日記:“plus 100(每分鐘脈搏數),36.8(體溫攝氏度)。飲人參一杯,精神漸弱。”2月9日記:“先生入院以來,今日最佳。36.4(體溫),100(脈搏),26(每分鐘呼吸數)。入夜轉弱……”等等。

3月12日,孫中山逝世。李仙根在日記中寫道:“九時半(巳時尾)大漸(即彌留)……遺囑要玻璃棺木,葬南京紫金山……執政府停議,各機關下半旗志哀,全京震悼。紫金山為明陵近地,先生迨欲有所寄托歟。”

孫中山去世后,靈柩移至中央公園內社稷壇大殿(今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開放各界公祭,仍由李仙根、馬湘等親隨每日輪值守靈。可以說,正是他在繁忙勞碌之中留下的這些簡單,甚至顯得有些簡陋的記錄,才能讓后人知曉那段重要日子的諸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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