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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福”的芬蘭,為何非要改革

2019-04-28 05:53:12 暢談2019年7期

張蕾

如果你暫時失業,每個月都能白得560歐元(約合4250元人民幣),還會去找份工作嗎?在老齡化問題日漸嚴重的芬蘭,試驗的結果是:“不勞而獲”者拿到這筆錢后會更樂觀,但再去找工作的人沒有明顯增加。

被稱為“圣誕老人故鄉”的芬蘭也是“歐洲福利改革先鋒”。為鼓勵和刺激失業者從事更多收入較低的工作或臨時性工作,芬蘭政府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進行“基本收入試驗”。

在芬蘭,現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弊端已成為社會共識。然而,要推進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沒有一勞永逸的方法,芬蘭正在艱難地邁出這一步。

“最幸福國家”債臺高筑

芬蘭是二戰后發展起來的高福利國家。按照芬蘭憲法,總統在就職宣誓時要說:“盡心竭力增進芬蘭人民的福利。”

在聯合國發布的《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中,芬蘭排在榜首。芬蘭人的高幸福感,離不開幾乎覆蓋了公民“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面積33.8萬平方公里的芬蘭,人口僅為550萬。

在芬蘭,待產母親可以免費獲得定期產前檢查服務,孩子出生前還可以獲得由政府提供的“新生兒大禮盒”,包括衣物和相關日用品。中小學學生不但免學費,每天中午還可以在學校享受由學校提供的免費熱餐。失業者有失業金和住房補貼,患病者只需自己承擔一部分醫療費用。

芬蘭既然已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為什么還要進行社會福利體系改革?眾所周知,高福利的基礎是高稅收。芬蘭當下面臨著經濟增長乏力、人口老齡化嚴重、外來人口增加等諸多挑戰,“大而全”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已成為沉重的政府財政負擔。

目前,芬蘭的國家主權債務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芬蘭資深媒體人米卡·麥基拉創辦了一個名為“債務之鐘”的網站,該網站發布的數據顯示,到2019年3月13日,芬蘭主權債務已高達1053億歐元。如果分攤到個人,那么每個芬蘭人需要承擔19067歐元政府債務。一旦需要領取補貼的人數增加,以稅收維系的福利體系就將面臨危機。

芬蘭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1月,全芬蘭的失業率為6.8%,其中15歲至64歲人群的就業率為70.6%。家住坦佩雷的塔皮歐·麥基拉先生今年60歲,至今已失業15年。麥基拉告訴記者,失業前他是一名高校講師,當時每月稅前工資為2900歐元。由于加入行業工會,麥基拉剛失業的頭兩年,領到的是與工資收入掛鉤的失業金,每月稅后到手略微超過1000歐元。后來失業時間長了,就只能領到基本失業金,現在他每月拿到的補貼略低于500歐元。麥基拉說,好在他是一個人生活,依靠以前的積蓄能夠維持生活。而據《南芬蘭報》2017年9月的報道,芬蘭約40%以上的家庭是像麥基拉這樣的“單身家庭”。

讓麥基拉不滿的是失業人員需要應付勞動局的各項要求。比如失業者收到勞動局介紹的工作崗位后,必須跟用人單位聯系。他抱怨說:“這實在是很可笑,即使我心里知道根本不可能獲得這份工作,但還是必須打電話給用人單位,否則失業金就會停發。打電話不過是走過場。勞動局的人也沒有真正花時間了解每個失業者的情況。有一次勞動局推薦給我一份去退伍軍人聯合會當秘書的工作,可我并沒有這方面的職業經歷。等我電話打到退伍軍人聯合會解釋情況后,接電話的人說沒關系,在你之前已有5位卡車司機電話問過了……”

“基本收入”試驗

在過去幾十年,芬蘭政界和學術界一直在討論如何對本國的社會福利體系進行改革,并提出了不同的社會保障模式。“以理由為基礎的社保體系”和“無等價行為社保體系”可以被看成是兩個極端模式。

前者意即國民需要具備某種“理由”,如失業、患病、殘疾、育兒等,才能獲得社會保障。“基本收入”一類的福利制度則提供了一種截然相反的思路。個人一旦被納入社保體系內,就能獲得基本收入,也不需要為了獲得這份福利而做出任何“等價行為”,比如積極尋找工作。此種類型的社保制度完全以公民身份,或者福利享受權作為獲取福利的依據。

在赫爾辛基大學、坦佩雷大學、東芬蘭大學等機構組成的研究聯合體建議下,西比萊政府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芬蘭開展“基本收入試驗”:即由國民社保局作為執行機構,從年齡在25歲至58歲之間的失業人員中隨機挑選2000人作為試驗對象,每月無條件發給每人560歐元作為基本收入。也就是說,無論他們是否找到工作,這筆錢都會照發。

560歐元在芬蘭能干什么?芬蘭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8年芬蘭一套兩室一廳的公寓平均月租為每平方米11.4歐元。如按每套公寓70平方米計算,560歐元還不夠用來支付房租,是名副其實的“基本收入”。

芬蘭的基本收入試驗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一些試驗參與者在接受國內外媒體采訪時談了自己的感受,其中最出名的要數住在芬蘭西部城市尤爾瓦的尤哈·雅爾維寧。他自稱已接受過140名記者的采訪,其中大部分是外國記者,他認為芬蘭是試驗“最低收入”的先行者,也樂于向外國媒體講述自己的故事。

雅爾維寧是6個孩子的父親,最大的孩子15歲,最小的5歲。他的妻子是一名護工。雅爾維寧在參加試驗前已失業5年,失業前他開過公司。談到這次試驗,雅爾維寧說,基本收入給他帶來自由感,覺得自己可以再次主宰生活。與之前申請失業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相比,他認為參加基本收入試驗后,形式主義的東西少了,比如可以不再理會勞動局,不用給上百家用人單位投簡歷。現在,雅爾維寧又開始經營自己的公司,為游客提供餐飲住宿服務,并教他們制作手鼓。

因年滿60歲,麥基拉無法參與“基本收入試驗”,但他對這個試驗也很關注。他認為普通失業者領取失業金的流程很繁瑣,失業者哪怕一個月就打了一兩天的臨時工,拿到100多歐元的報酬,也需要向勞動局匯報。勞動局把情況反饋給國民社保局后,后者會重新計算該失業人員還能領取多少失業金。所以,在失業期間去打幾天臨時工根本不值當,實際拿到手的收入不會有變化,但相關部門走完這個核算過程經常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麥基拉說:“有了基本收入,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改革勢在必行

一些芬蘭的分析人士認為,失業者因為擔心會失去社會福利而不去積極尋找工作的現象被稱為“激勵陷阱”。基本收入試驗的支持者們認為“基本收入”能有效消除“激勵陷阱”,同時也保證正處在生活轉折期中的人們不至于露宿街頭。國民社保局研究員于里坎諾說:“我們需要鼓勵人們工作。尤其當今社會勞動關系靈活多樣,臨時工和兼職工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對于這些人而言,他們不需要因為害怕失去失業金而拒絕接受短期工作。此外,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想要回到學校學習或者需要留在家里照顧孩子的人。基本收入能給他們增加一份對未來的安全感。”

據于里坎諾介紹,目前研究團隊只分析了試驗第一年即2017年的數據,且試驗者回答調查問卷的參與度只有23%。研究團隊分析完2018年的數據后,將發布更新試驗結果。相關報道顯示,2017年,試驗參與者平均工作49.64天,而沒有接受基本收入的對照組為49.25天。于里坎諾說,獲得最低收入的試驗參與者在短期內沒有明顯增加就業,但他們比對比人群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健康問題更少,對未來和自身影響社會的能力也表現得更為樂觀。

為期兩年的基本收入試驗因尚未完成全部數據分析,還不能得出試驗成功與否的結論。“好在芬蘭各政黨已達成共識,那就是改革勢在必行。改革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協同合作與試點研究。”哈瑪拉伊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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